參加游擊隊

鄭受鈿

1948年6月上旬，我終于盼來了同意我參隊的消息。這一天，鄞慶云老師把我叫到他辦公室，告訴我，“你爸爸已收到你的信，同意你參隊，讓你耐心地等待，一有機會便會派人來接你”。

7月上旬的一天，天剛亮，媽媽就帶著妹妹送我到下彎村姑婆家（后來才知道她家原來是地下黨的一個秘密交通站），奶奶送我至巷口（我去參隊，除我媽外，就只她一個人知道），還塞給我兩個煮熟的雞蛋，說帶在路上吃并說讓佛祖保佑我一路平安。上午8點多，在姑婆家喝過兩碗番薯粥便含淚告別了姑婆、娘和干媽，由干爹帶著我匆匆上路了。至11點多到達法留山（海陸豐交界處）腳下一個山村，找到一家農戶—— 一個地下交通轉接站休息，剛吃完午飯（當然又是番薯粥）便聽到村外槍聲大作，村內大人小孩呼叫著奔跑著，不知出了什么事，農家的主人——一個50多歲壯實的農民說：“別慌，你們先到屋后的柴房躲躲，我出去看看”，他到門口叫住了一個奔跑的青年問出了什么事，青年說國民黨到鄰鄉抓壯丁和搶糧來了，現在有十幾個兵正奔著我們村來。本來應該在這里換成農家主人帶我上山找游擊隊的，但是，情況變化，這時干爹說：“你出去應付一下，我直接帶他上山算了。”于是干爹帶著我從村后小路往山里奔，下午四點多我們穿過山坳在一棵大樹下休息。直到這時，我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天氣很熱，我又餓又渴，心里抱怨著早就該休息了。干爹從籃子里拿出兩個番薯分給我一個，我也從衣袋掏出兩個雞蛋給干爹一個。可他怎么說也不要，說：“你都吃了吧！”我生氣地說：“你不吃雞蛋我也不吃番薯。”最后一人一個番薯一個雞蛋吃后又用手捧了幾捧山坑水喝。饑渴緩解了，天也不那么熱了。他說我們繼續上路吧，不然天黑趕不到目的地。沒辦法我只好拖著酸痛的腳一步一步跟著下山。又走了約兩個小時，此時太陽已下山了，在一個山村旁邊遇到了八、九個武裝人員，腰間一律束著布腰帶，插著駁殼槍，為首的竟是我熟悉的藍鴻年老師,在部隊改名為江水。他跟我說很快就可以見到爸爸了，然后告訴干爹從另外一條路斜插過去就可以看到大部隊了，他們要去執行一項緊急任務，不送我們了，說完各自匆匆上路。按照江水同志指引的路走了約十多分鐘，果然看到遠處有一長列隊伍在向前蠕動著，我們追趕過去，在隊伍的中間看到了爸爸，一時間我悲喜交加向前叫了一聲“三叔”竟然泣不成聲了。他笑著對我說：“男兒流血不流淚，從現在起你就是游擊隊員了，還哭？”我面對著圍著我的那一幫警衛員和小鬼（勤務員）不好意思地破涕為笑。此時干爹跟我爸說：“‘三兄’我把阿鈿安全帶出來交給你，我已經完成任務。”他又把路上遇到國民黨兵出來抓壯丁和搶糧之事說了一遍。然后說他要趕回去了，爸爸說你們還沒有吃飯吧，干爹說：“四點多時我們吃了點東西，你們先找點東西給阿鈿吃吧，我沒關系！”爸爸叫勤務員拿兩個玻璃罐頭給他，他接過后照著來的路回去了。我呆呆地望著他，多好的人啊！

爸爸問我：“再堅持兩個小時，到目的地再給你東西吃行嗎？”我一甩頭，豪情地說：“沒問題，我加入了你們的隊伍，肚子早就不餓了。”周圍的同志聽后一陣哈哈大笑。其實，我肚子早就餓得咕咕叫了，但是，必須堅持再堅持，第一天行軍不能讓同志們看笑話。隊伍又走了一個多小時到達宿營地。爸爸的勤務員叫葉鴻發，大家都叫他“葉仔”，年齡比我大一歲，個頭和我差不多，但比我機靈老道。他先領我到老鄉家吃了兩碗番薯粥，這回可不是咸菜了，有罐頭豬肉吃。我吃飯期間，他又替我到庶務長那里領了毛巾、茶缸、牙刷、一只鐵湯匙和一個行軍水壺，還有一套灰布衣服，據他說，這是在我到來之前就已預備好的。我問他有沒地方洗澡，大熱天走了一整天，衣服濕了又干，干了又濕，已經有白色汗漬了。他領我來到一條小河邊，這時已有好多戰士在河里洗澡，清澈舒緩的河水伴隨著戰士們嘰嘰喳喳的說笑聲，好不熱鬧。在經過一整天的興奮、緊張、焦急的奔波，此時的我懷著莫名的豪情一頭扎進清涼的河水中……洗完澡，葉仔帶著我來到一間祠堂前,（即隊部駐地）我們在門前的臺階上坐下。夜幕下，習習的涼風吹拂著我濕漉的頭發，黝黑的天空星光閃爍，門前的稻田里此起彼伏傳來“呱呱”的蛙鳴聲。黑暗中，兩名戰士抬來一塊門板，葉仔讓他們把門板放在門前稻田間的小路上，鋪上一條破席子，攤開一條毛氈，便招呼我過去睡覺。我愣了一下，不解地問他為何不把鋪打在屋里而是打在這田間？他歪著頭說：“你聽，什么聲音？”夜色中的山村除了蛙聲還能有什么呢？“田里的青蛙多，青蛙吃蚊子，鋪蓋打在田間，蚊子不敢來，”葉仔自問自答地說，“再說了，躺著數星星、聽蛙聲，那是有錢人家做夢也享受不到的。”葉仔接著說：“你自己先睡，我還有事要忙，一會兒再過來陪你一起睡，”他頓了一下，問：“怕嗎”？“不怕”，我不假思索地回了一句。就這樣，我參加革命隊伍的第一個晚上，帶著興奮、憧憬和疲勞，頭枕大地、身披星斗，耳旁伴著熱情而聒噪的蛙鳴沉沉睡去。

葉仔是什么時候回來和我一起睡的，又是什么時候起身走的，我都不知道，實在是太累了。直到他來叫醒我，太陽已經升得很高，他伏到我耳邊悄聲地告訴我：“你們家出事了。”“什么”？我騰地一下站了起來，離開家才一天，怎么就……，我的心緊張得快喘不過氣來。葉仔告訴我，昨天夜里馬同志（我爸，在部隊化名馬安）收到情報，今晨他召集幾個連排干部研究對策時被他聽到的。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我參隊的前一天，部隊在離縣城不遠的一處鄉村，想抓兩個惡霸地主，結果人沒抓到，就抄了他們家，這兩天吃的許多罐頭食品和加菜的豬肉就是從他們家抄來的。國民黨為了報復，就在我出發參隊的當天，在陸城全城實行戒嚴，抓了我們好幾個革命同志的家屬并抄了家，其中有我爺爺和五叔以及岐洲同志的哥哥，還封了我們家的布店并揚言要抓我和母親。中午時分，奶奶跌跌撞撞去到姑婆家告知了爺爺等被抓的消息，并囑咐我母親不能回家了。因為當天晚上干爹沒有回來——本來說好他把我帶到另一交通站交接之后下午就可回來的，大家很不安，猜想我和干爹會否遇到什么不測，或被抓去了？直到第二天下午干爹回到家，說明原委，并說已把我安全送到部隊了，大家才把懸了兩天的心放了下來。現在，母親和妹妹成了大問題，有家不能歸，又不能長期住在姑婆家，住久了會引起人家懷疑，怎么辦？還是姑婆能干，白天把母親和妹妹藏起來，到了晚上她就帶著母親和妹妹在鄰近幾個鄉村的幾個姑姑和朋友家“流竄”，每家住上3-5天就又換另一家，住得最多的是上因姑和高西姑家，另一方面又請地下黨積極與部隊聯系，就這樣“流竄”了30多天，終于和部隊取得了聯系。馬安同志（他當時是陸豐地下黨的特派員，陸豐人民自衛委員會的主任）指示，把三歲的妹妹想辦法托付給人，母親則由地下交通員送往部隊參隊。最后確定并征得上因姑同意，把妹妹托付給上因姑，我母親于1948年9月也參加了游擊隊。開始做了一段時間民運工作，后來調到總部的秘密營地當物資管理員。

話說回來，我參隊的第二天，部隊的幾位領導在研究對策，因情報說國民黨這幾天可能派兵前來騷擾進行報復。馬安同志的意見是如果敵人膽敢來犯，我們就打他個伏擊戰，讓他們有來無回。當時中隊長布署好兵力和伏擊的位置，讓與會的干部們回去后馬上按班排進行動員。會議結束前，馬安同志吩咐葉仔去找庶務長把前天在地主家沒收的戰利品拿一些來招待大家。不一會，只見葉仔和庶務長拿來幾罐煉乳罐頭和半籃子紅糖，又按人頭拿來幾個口盅，撬開罐頭每個口盅都倒上小半缸，再放上一大勺紅糖，用筷子攪勻（可不管你怎么攪都攪不勻），我也得到一份，根本就沒法入嘴，像漿糊，甜得發苦。這時有人開口了，說：“老地主會享福，這福咱就沒法享，簡直比屎還難吃。”又有人搭腔了：“比屎還難吃，你吃過屎啊？”一句話，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這東西我吃過一次，那是1947年日本投降后，美國人送來很多賑濟品，都被國民黨貪官拿到市場上去賣，爺爺曾買過一罐，是給五叔（最小的兒子）吃的。有一次放學回家，奶奶給五叔沖了一碗，見她只倒出來一匙然后沖上開水，再攪勻就變成了一杯乳白色清甜可口的牛奶。奶奶見我在旁邊也沖了半碗給我喝，真是好喝。可如今根本就無法入口，于是我把這事說了一遍，大家才恍然大悟，庶務長再去煮了一大壺開水，拿來一個大臉盆，把分給各人的煉乳都倒進臉盆里，再對上開水攪勻，果然比剛才好喝多了，但我仍覺得太甜且發苦，因為根本就無需再加紅糖，可見真是一幫老土。

第三天，各武裝班排已按會議的部署，到進山的幾個路口埋伏就位，我和后勤的幾個非軍事人員在村口等待著勝利的消息。不一會，只見幾個武裝人員押解兩個和我一樣大的小孩向村口走來。走近一看我吃了一驚，原來那兩個小孩竟是我的同學，那幫武裝人員就是我參隊那天在路上遇見的江水同志帶路去執行緊急任務的人，我百思不得其解，抓人家小孩干什么？后來我才知道，我們抄了老地主的家，他們也抓了我們的人，為了將來和其交換人質，我們便去抓老地主，老地主兩次均未抓到，第二次就把兩個小孩帶來了。這也可以在談判時增加籌碼，但我總覺得抓小孩不地道。不過話也說回來，他們把五叔也抓了，五叔不也還是小孩嗎？

部隊設伏，一連等了兩天不見敵人進來。是情報不準確還是敵人不敢來，不得而知。我參隊第五天，爸爸對我說：“你在這里不方便，因為這里是戰斗單位，今晚江水同志要回總部去，你隨他到總部去分配工作或接受訓練。”是晚，我們一行六人（江水、四個警衛人員和我）在江水同志的帶領下，夜行晝宿經過兩夜的行軍，第三天早晨終于到達布格嶺下，此時，江水同志像語文老師上課那樣對我講：“布格嶺地勢險要，是總部大安峒的必經門戶，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凡新參軍的青年都先要到總部接受必要的訓練，因此，布格嶺是他們接受的第一個考驗，通過了方能成為光榮的游擊隊員，你怎么樣？”我俏皮地反問他說：“你已經把我引到這個關口，不進關我還有退路嗎？”逗得幾個警衛員笑了起來，并夸我，“你這個小鬼挺厲害，不愧為馬同志的兒子。”抬頭看布格嶺，山頂云霧繚繞，我們就是要從這云山霧海中穿過去，我心想，這回我可要當一回騰云駕霧的孫悟空了。直到爬到山頂已經是下午一點多鐘了，共爬了五個多鐘頭，下山就快多了，只用了三個多鐘，不到5點我們已到達山下。在半山時我們看到大安峒原來是一個盆地，共坐落十幾個村莊，四周有高山包圍保護著，是一個理想的革命根據地——自大革命（彭湃時期）開始，國民黨、日本鬼共十多次想消滅這塊紅色根據地，每次來都是搶光、燒光，但是，紅色的火種是消滅不息的。這里的房子結構特別，下半截約三分之二是石頭壘起來的，用粘土填縫，上三分之一是茅草蓋的，反正屋里也沒有什么東西，人都上山了，糧食藏起來了，要燒你就燒吧。石頭和粘土是越燒越硬越堅固，茅草滿山遍野都是，敵人一走，他們又把茅屋搭建起來，敵人是奈何不得的。我們下得山來，只見雞鳴狗吠，農民們牽牛扛犁收工回家，戰士們的歌聲嘹亮，孩子們在村頭地尾玩耍，一片和平景象。當晚，我和送我們到總部的幾個警衛員一起到警衛班的營地（草寮）睡覺。第二天吃過早飯，政治處藍青同志跟我說分配我到油印室工作，還說，油印室有很多大哥大姐，都是知識分子，有的還是從香港回來參隊的，你可以跟他們學到很多東西，問我愿不愿意，當然愿意啊，這還用說嗎？于是，藍青同志讓警衛班派了一名戰士帶我到三里外的鄰村——油印室的駐地報到。油印室設在一個祠堂里，里面有很多人，都在忙碌，有的在刻臘板，有的在調印油，有的在印傳單、印捷報，警衛員和室主任李仕杰同志交接后回去了。此時李仕杰同志招呼大家：大家先放下手頭工作過來一下，我們來新同志了，于是大家圍了過來，用新奇的目光打量著我。李主任介紹說，他叫鄭受鈿，是陸豐地下黨把他送到部隊來的，他年紀最小，可也是個中學生，陸豐地下黨的交通員，我們都要把他當成小弟弟那樣愛護他幫助他。他還指定林惠仙同志——從香港回來參隊的女同志為我的師傅，專門負責教會我油印室的全套技術，從刻蠟版（用小三角尺刻出統一的仿宋體）、補蠟紙和接拼蠟紙、調印油直至印出油印成品。當時有人細聲議論：聽剛才警衛員向李主任介紹時說過他是馬安同志的兒子，馬安同志的兒子怎么會姓鄭呢？李主任聽到后笑著說：“大家記得前些日子我們印過一張陸豐人民自衛委員會的布告嗎？主任鄭達忠就是馬安同志。啊，原來如此!此時林惠仙同志搶先說，那我給我的徒弟改個名叫馬仔吧！大家一致鼓掌，表示同意通過，李仕杰同志補充說，俗名叫馬仔學名叫馬駒。從此，人們都知道油印室有一個馬仔，卻不知道有鄭受鈿，大家的熱情使我心里熱乎乎的，暗自慶幸自己已經融入這個革命的大家庭。我已經是一名正式的光榮的海陸豐人民自衛隊的隊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