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橋場春秋

葉良方

汕尾市的制鹽業，有著悠久的歷史。據史書記載，春秋戰國時期，粵東沿海已有了漁鹽之利。三國時期，東吳置司鹽都尉于管轄海豐縣的東官郡，都證明了海豐縣在那時之前已經開辟了石橋場(現陸豐市碣石鎮)。

石橋場，位于海豐縣碣石衛(現屬陸豐市碣石鎮)西門外，是廣東省內最古老、最著名的鹽場之一。其制鹽歷史，最早見于文字記載的是唐劉恂的《嶺表錄異》：“野煎鹽，廣人煮海其口無限。商人納榷，計價極微數，內有恩州場、石橋場。”這則資料說明了勤勞智慧的石橋場灶丁(制鹽工人)，是我國制鹽技術最早的改革者。早在唐代，他們就對古代長期直接煮海水為鹽的原始方法進行革新，采用煎鹵水為鹽的新技術：“但將人力收聚咸池沙，掘地為坑，坑口稀布竹木，鋪蓬簟于其上，堆沙。潮來投沙，咸鹵淋在坑內。伺候潮退，以火炬照之，氣沖火滅，則取鹵汁，用竹盤煎之，頃刻而就。”這種“野煎鹽”的制鹽新技術，能夠縮短時間，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是我國制鹽史的第一次重要改革和發展。

宋初，石橋場已成為全國著名鹽場之一，它與省內其它十三個鹽場，每年銷售熟鹽24000余石，已經有了一定的生產規模，鹽稅成為主要的財政收入之一。宋《元豐九城志》在海豐條下記有“古龍、石橋二鹽場”。南宋淳祐年間，品清湖沿岸的鹽田已被開發，現東涌古溝村的鹽灶遺跡就是那時留下來的。1958年群眾在這里開荒掘開宋墳七穴，塚內有墓志銘，記載有品清地名及鹽灶字跡。其時富有改革精神的石橋場灶丁對制鹽技術進行了第二次重要的改革，他們改煮鹵成鹽為曬鹵成鹽，謂之“曬鹽”，或稱“生鹽”，大幅度地降低了制鹽成本。明嘉靖版《海豐縣志·物產》云：“鹽之品有煎鹽(熟鹽)，有曬鹽。”說明至晚在明嘉靖時期，石橋場已同時采用這兩種制鹽技術。

宋末元初，石橋場的海鹽吸引著福建和廣東兩省各地的鹽商前來販賣，乘船來往于碣石灣、長沙灣、品清湖一帶。《海豐縣志》載：“邑東南十里為和豐溶，二十五里為新溶，一望沃野，水道不通，蛋民有東西溪之別，宋師將舟至鑿通之，閩廣鹽商諸舶聚此”。記述了當時大洋船運銷石橋場鹽包之盛況。

明洪武三年，海豐縣鹽課稅課司設在石橋場。置大使一員，主管全縣沿海鹽稅管理。明正統十一年，石橋場有灶戶939戶，3902丁，年產鹽131l多噸，繳納稅銀1713多兩。逮明成化年間，號稱“吳半縣”的海豐豪富吳垣夫擁有近千戶灶丁，壟斷了石橋場的生產和銷售，獨家承擔了政府的稅收。

清順治二年，蘇成率領的紅頭軍占據了石橋場，抽收全縣鹽稅，作為抗清經費。清康熙元年，石橋場為全省二十場柵之一，下轄海甲、小靖諸場，有灶丁947戶，鹽漏4512余口，場鹽發配由商人運銷，每年向惠州府鹽道繳納稅銀1400余兩。不久，清廷實施遷界政策，沿海50里內不準居住人戶，石橋場灶戶全被遷往內地，停止制鹽生產。石橋場一帶渺無人煙，成為虎狼窟穴。及至復界后，官府才允許石橋場招回灶戶258丁，修復荒廢的鹽漏1992口，但已元氣大傷，全年鹽稅收入僅剩754余兩銀。直至乾隆初年，石橋場才恢復元氣，年產配鹽33萬包。

民國五年，石橋場、坎白場等建立海陸豐鹽稅局，是兩廣鹽場最高級的一等鹽場，場內風車林立，迎風旋轉，蔚為壯觀!鹽斤行銷湖南、江西、香港等5省市，鹽產位列全省第一。其時，汕尾港內船只輻集。鹽商泰盛堂、裕泰堂、廣恒堂、同德堂等將鹽包源源不絕地運出。但至抗戰時期，鹽價大跌，石橋場內堆積的鹽山，無法出售，其賤如土。直至解放后，石橋場的制鹽歷史才翻開新的一頁……

飽經滄桑的石橋場作為全市最古老的鹽場，濃縮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制鹽歷史，留下了豐富的鹽業文化。《陸豐縣志》記載的當地文獻有明嘉靖海豐歲貢、湖廣教諭黃紳的《石橋場新筑土城記》及山西進士、鹽運使馮元方的《豐裕倉碑記》，還有明萬歷海豐知縣葉維榮的《過碣石逢九日》：“三山曉日晴千里，萬灶杉云酒一杯”及明嘉靖海豐進士李實的《碣石衛八景》：“南灶云霞波萬傾，茯洲浮地浪千層”等詩句，都忠實地記載和歌頌了石橋場的歷史滄桑和繁榮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