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參加青年團

蔡福謀

一

1949年4月，我參加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也是參加革命的開始。

其實在1948年，我自己就意識到已參加革命。這一年的中秋節前后，我舅父鄭學齡要我跟他一起去參隊。后雖沒有去成，但此后他再交付我做的事，就感到有一種新的意義，與以前他等要我“跑跑腿”大不相同了。這一年我與比我高班的同學盧肇鴻來往交談很多。他雖從未明言其政治面目，但我對他可以說是心知肚明。總之，那時我自認為是共產黨，是老百姓所說的“老二”了。

1949年春節后，龍山中學開學了，盧肇鴻沒有上學(參隊去了)，我仍常去與肇鴻一起住的盧時杰同志住所。有一天黃昏，時杰同志對我說了要吸收我為××隊的隊員，并從此以后交給我一些工作。對于這個隊，當時并未聽說過，過后又一直沒以這個組織的名義進行活動，完全忘記了它的名稱。而盧這次吸收我參加工作，我一點也不感到突然。我們既有師生之誼，三、四年來交往也相當多，互相間都相當了解，我與肇鴻的交往實緣于他。大概過了一、二十天，他說要拿入黨申請書給我填。但不久，他拿了一張八開的油印表給我填。那是一張申請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表。與我同時填表的還有朱耀華和盧佩孚(盧夏陽)。接著他召集我等三人開會，宣布建立團小組，命我為組長，同時還講了些要服從領導，保守秘密等等。我們從參團起一直都在當時的黨組織(后來知道那是陸豐附城區委)的領導下進行工作與活動。隨著解放戰爭的發展，地下黨的負責人先后去參隊，直接領導我等的負責人經由盧時杰轉張春榮，最后又同時由陳流、連壽杰兩同志領導，直至東海——陸豐縣城解放。

東海解放幾天后的一個下午，莊岐洲(粵贛湘邊區縱隊東江第一支隊第六團團長)、鄭學齡(東海鎮鎮長)和解放前夕地下黨的負責人張春榮、陳流、連壽杰五同志在我家杉木店的樓上開會，到最后把我等叫上樓去，此次會議大概是討論東海鎮的工作，我等上去后，就討論了在東海建立團支部，由我任書記，朱耀華任組織委員，蔡福臨任宣傳委員。支部成立后，我們的組織生活和學習活動等大都在后圩仔連壽杰同志任校長的四小校。期間還因為陳流同志在公安局工作，我們支部的團員還協助公安局做了些工作。1950年春節后，我們支部十多人一起參加了由青婦隊主辦的學習班一個星期。學習結束后，龍山中學也開學了，我們支部的大多數人就回校繼續讀初中，與從鄉村及其他方面來的團員在龍山成立團組織；另一部分人則與其他一些團員在東海鎮成立新的組織。

解放后好長一段時間，對于自己的參團及建立團組織的過程，總縈繞著一些不大明白的問題，以后才逐漸弄清楚。

第一，我參團前夕，地下黨負責人先是說要我入黨，后又要我參團；后來又知道了建團時間為5月4日。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來，學習黨史時才知道1949年3月初，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召開，其中一個內容是決定試辦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以后才改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才得釋然。參團前地下黨可能打算吸收我參黨，不久試辦青年團決議下達，就改讓我參團；又因我參團時間是4月，屬于“試辦”階段，自然是在全國公開建團時間(5月4日)之前。幾十年后，我曾問盧時杰同志，他說當時確是要吸收我入黨，但不久下達了建團指示，又考慮到我的年齡尚小，就改為參團。

第二，解放初期，看到一些青年積極分子，曾想到他們是不是解放前入團的?那時不便于問這類問題，后來又多年離開陸豐在外地學習和工作，直至上世紀80年代，才問了陳流同志。他說，沒有其他的人，只有你等一攤子人。這就是說，在陸豐當時的解放區和其他分鎮我不知道外，在東海最早參團的就我和朱耀華、盧佩孚，團的組織就是我們的小組和8月下旬成立的支部。

二

在我參團的前夕，地下黨的負責人盧時杰同志就交給一些革命工作，參團以后更增加和擴大工作量與范圍。那時我等所做的工作概括起來主要有幾個方面：

(一)當交通員。一開始是送文件、信件或口頭通知從事地下工作的有關同志。現在記得先后有過聯系的，除了后來直接領導我的張春榮、陳流和連壽杰外，有鄞慶云、鄭學齡、馬毓英、陳性初、黃乃橋、朱子孟、陳祖權(建國)、陳英魁等。這些人都是互相認識的。期間，根據時杰同志的指示，與交通員莊久(莊岐洲同志的哥哥)聯系。我與莊久原不認識，但地下黨同志事先已向雙方講清楚了，我就直接到他家去接頭。后又通過他認識了與他同樣當交通員的唐乃底(鄭干同志的哥哥)、陳情和黃秋。他們是負責東海與解放區游擊隊領導的聯系。也就是地下黨的有關送信件、報告和情報等由我等交給這些交通員送游擊隊；我等是東海鎮內的交通員，莊久等是東海到游擊區的交通員。

為完成東海鎮內交通任務，有一段時間我幾乎每天早上有些課沒去上，從時杰同志接過信件、情報等交莊久等送走，又從他們處帶回信件或宣傳品。我們送走的信件和情報都是用很小的字寫在紙條上，然后緊卷成一段小條條，寫上收件人的名字，又畫上“△”、“口”等符號以區別信件的性質和機密程度。時杰同志還特別囑咐不要把信件放在口袋或固定在身上某些地方，而要拿在手上，以便遇到特殊情況時靈活處置。那些送走的東西大多是給洪流(鄞慶云)和鄭劍(游擊隊情報站負責人)同志的；從游擊區帶回來的絕大多數是給林木(盧時杰)同志的。在東海鎮內開始是我與朱耀華傳送，稍后有一些還由我們最先介紹入團的潘遠馳去完成。潘是我等要好的同班同學，又是莊久的鄰居，有時他就成了我與莊之間的交通員。

(二)收集情報。隨著解放戰爭形勢迅速發展，1949年上半年的陸豐，許多城鎮也面臨著即將解放，敵我雙方的軍隊調動都很頻繁。為對敵斗爭需要，東海地下黨大力搜集敵軍調動的情報工作。這些情報通過社會上層或打進敵營內部的人當然不為我所知。但我們也做了若干工作。不過由于我們僅是些十幾歲的學生，不論知識、經驗和社會關系都有很大的局限，只能做些直觀的、簡單的和很原始的事。現在看來是很笨拙的，或者可能說是放“馬后炮”。比如駐東海各個點的敵軍鐘鐵肩的保安營、縣政警隊或聯防隊的調動，給我們碰上了，就算人數及武器，看他們往哪個方向去了，趕快回去報告。有一次從海豐方向來了一批服裝更整齊，人數更多，武器也較精良的軍隊，我等在大街一間朋友的商店看他們經過，就分工，一人一個一個地算人數，一人算重武器，有人數步槍等；他們過去了，就尾隨著看駐在什么地方，然后回去報告。可能是在第一次打東海的前夕，時杰同志布置我了解駐龍山鐘鐵肩的保安營的布防情況。龍山是東海鎮內的最高地方，山頂又有一座很高的炮臺。鐘部駐在這里就控制了東海的制高點；該部還占用了龍山中學大半部校舍和設施(學校只剩下辦公室和幾間教室與宿舍)，連學校的籃球場、廚房也被占了，并與龍山連成一片。該部還將所駐扎和控制的地方用竹籬笆圍起來，各個路口和要緊地方布置了崗哨……我軍要攻打東海就必須攻取這個據點，從而必須了解這里的防御工事。我等自然不能進到竹籬內去只能從外面到各處去觀察，結果就由善于畫圖畫的蔡福臨畫了一張圖，把我們所觀察和了解的情況反映在圖中。

(三)散發傳單。我們在東海鎮內與游擊區相互傳遞的東西中，有相當部份是從游擊隊送來的傳單等宣傳品。在印象中大都是全國或地方上解放戰爭的捷報。時杰同志要我等散發傳單，教我們將傳單折疊成方塊狀，晚上出去，把疊好的傳單順著大腿放下去。我們有時把一些傳單找地方張貼，或者放到某些人的門縫。

(四)團結青年參加革命和青年團。我等既進行了革命活動，很自然地希望更多的人擁護和參加革命。我們首先在比較親近要好的同學和朋友中物色政治思想比較相近的人做工作，吸收他們入團。最早為我們吸收的就是潘遠馳，第二位就是我的堂哥蔡福臨，后又吸納了其他一些人。其次又從分析一些人的社會關系等確定一些對象，通過接近和了解吸納了點人。至東海解放成立團支部時，除了我與朱耀華、蔡福臨三位支委外，團員有潘遠馳、李茂桂、舒惟宏和陳榮錐。之后又陸續吸收了鄞絳琴、林蘭芳，還有謝謙等人參團，至1950年春節時，全支部有十多人。

三

我在參團的時候，只有一種對國民黨黑暗統治不滿，要推翻其統治的觀念，且以為參加這一斗爭行列的人就是共產黨。按當時的認識，什么黨呀，團呀，都是一回事。新民主主義這個詞也是從填入團申請書時才知道的。爾海解放初期看到的聽到的許多標語、口號……字面上算是認識的，但并不知道其內容，更不要問為什么了。總之，對中國革命的問題可以說是一竅不通的。

在國民黨統治區要接受有關中國革命問題的教育是有很多不便的。1949年上半年陸豐解放戰爭形勢急劇發展，地下黨的同志極其繁忙，來不及較有系統地對我們進行這種教育。因此，有機會了解和認識有關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只有在解放以后。

東海解放不久，我們團支部接到可能是當時六團政治處油印的關于建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決議和團章。這是第一次看到組織上的文件，知道了團是“先進青年的群眾組織”、“是黨的后備軍”等，但也不甚理解。有關形勢的報告聽了不少，但比較系統的了解有關中國革命的問題，應該說是1950年春節后，我們整個支部參加由青婦隊舉辦的那次一個星期的學習班。這次學習收獲很大，特別是由青婦隊長盧時杰同志講了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既有種新鮮感，更有一種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正確和為什么取得勝利的興奮感。這一認識比之過去僅停留在國民黨黑暗統治大不相同。大概兩三年后，學習第一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時，就回想起時杰同志那次講的內容主要是根據其中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及《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所以，關于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是后來才逐漸認識的。到了1952年，隨著國民經濟的不斷恢復，在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要使國家富強，必須進行經濟建設。為了經濟建設，中央等有關方面特別對青年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有關宣傳這一內容的是當時的《中國青年報》給我的影響最大，以致在初中畢業后已開始在中學工作的我，既想著建設國家，又深感自己的知識非常貧乏不能適應國家的需要而決心再繼續上學。1953年經組織批準，便去投考高中及后來進入大學學習。

四

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革命上作，就知道了要事事謹慎，不要暴露自己，便有意識地使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得“灰”一些。

但那時我們畢竟還年輕，沒有經過磨練，難免有時也缺乏警覺。有二件事時杰同志曾提醒過我，至今仍是記憶猶新。一是口無遮掩地與同志議論某一老師不是因某種原因一定會去參隊。另一件是一同志要我去找我舅父鄭學齡。當找到他時，不注意什么場合，就對他說某人找您。這二件事時杰同志都不在場，事后他竟鄭重提醒(實際是批評)我，使我那時及以后偶爾想起都知道犯了大忌，知道他們把這類事看得很重，忽視不得。

解放后，看過一些有關地下工作的書刊和電影等，更從以上兩件事聯系我們那時的一些工作與活動，深感我們熱情有余，毛病不少。主要是不穩妥，幸虧未出過什么事，而釀成惡果。比如，我們出去放傳單，有時天還未完全黑，也未采取完全隱秘的方法，有一位把疊好的傳單隨便一拋，人家還能看到一片白色的東西從他手中飛出去，我卻未加阻止。我們也曾經在一些公共廁所等地方貼傳單，而未考慮這些地方離我們生活的地方太近容易暴露。有一次我們還將傳單張貼在龍山中學我們自己的教室中。如上所述，當時鐘鐵肩部占用了龍山中學大半部校舍，學校還能使用的部份又緊挨著他們。晚上我們進不了學校，我們就在下午下課后，太陽還未西墜，校內還有少數同學未回家，尚在打乒乓球等，我們就把傳單貼在最臨近校門的兩間教室里。這件事雖未出什么問題，但影響可就大了。第二天早上校長(葉子弼)在大會上講了，有一位姓李的老師在與我們同學閑聊時，就肯定地說傳單是學校的人貼的。當時，我與其他同學一樣只聽他說，未作任何表示與驚奇，也認定他不是懷疑什么具體人。不過此事也給我們一個教訓：象這樣做太冒險，容易暴露，更容易引起敵人高度重視地下黨的活動。不久前聽一位當年住在學校宿舍的老師說，貼傳單的第二天駐龍山的一位連長就找了校長發脾氣。可見盲干是不可取的。

(蔡福謀，陸豐東海鎮人，現是汕頭大學離休干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