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成、蘇利歷史資料拾遺

陳守繼

明代，粵東沿海被舊史家稱為“海寇”者居多并勾結倭寇，為害邊疆，掠奪百姓。但并非全部如此。譬如蘇成、蘇利，便沒有同倭寇勾結，而是響當當的漁農民起義的領袖。中華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古衛城春曉》一書，沿用舊史家的說法，把他們也視為海寇，顯然欠妥。鄙人在《陸豐文史》笫5輯曾有《略談蘇成、蘇利》一文，記述其斗爭和功績。最近又發現有關的零星資料，以為也有助于認識這一段歷史，所以，寫成這篇《拾遺》。

(一)

登瀛范氏北宋哲宗年間來甲子門創基。一世祖是曾任海豐知縣的范啟崗。四世祖范有仁，曾任東莞知縣。南宋乾道年間，建順濟橋(石并)跨海直達甲東鮑庭。南宋景炎元年冬，端宗航海駐蹕甲子門。九世祖承奉郎范良臣給軍餉三日，留帝登待渡山。著名詩人、史學家屈大均曾將這件事寫成《登瀛太子亭志》，樹碑勒石。到了清朝，仕途雖不遠及宋代顯赫，財產還相當可觀。不僅在甲子附近，即使在遠離甲子的龍潭、大坪以及黃竹坑等村，也擁有大量的田地。范氏在甲子長期是一大望族，與另一望族李氏并稱。清朝初年，社會動蕩，范族的行止，撰寫于乾隆十四年的《登瀛范氏族譜序》有一段記載：“蘇利霸踞于碣。乙酉秋，土寇圍城，棄所往衛者兩載。迨兵臨賊熄，挈家歸里。”“乙酉是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關于土寇圍攻甲子所城，其族人范可楷撰寫于康熙四年的《石帆紀略》記述頗詳：“乙酉。惠來舉人林學賢倡亂，自旌為大元帥，環攻惠來，而土寇董連胤勾引其弟林有聲，自置為三元帥，攻城二月，吾族逃于他鄉，受其慘(殺)者計有九十余人；李族受其慘(殺)者計有百十余人”。“逃于他鄉”也即“棄所往衛”，就是離開甲子所逃往蘇成、蘇利控制的碣石衛避難。什么時候“挈家歸里”即返回甲子呢?”“兵臨賊熄”之后。《陸豐縣志》記載：“順治三年春二月，海寇蘇成入踞甲子所城”。所謂“兵臨賊熄”，便是指蘇成、蘇利攻入甲子，消滅土寇。“范氏“棄所往衛”到“挈家歸里”，說明了對于富有的家族，蘇成、蘇利所控制的地區是安全有保障的。

《石帆紀略》又說：“蘇家踞守，族眾雖頗安堵，然而財產地租鹽溺概被占取，而范、李二族窘矣”。所謂“占取”，實際上是蘇成、蘇利據田產、鹽漏收取賦稅。據《范氏族譜》記載，當時曾有富戶為了逃避斌稅，少報地產，這便是一個證明。蘇成、蘇利領導著一支抗清的義軍，這支義軍的軍軍餉從何而出?是向窮人搜刮，還是向富戶收取?即使賦稅重了也無可指摘。《范氏族譜》又說，蘇利“欲以匿租丈民田，可楷“遺書以生理喻之，其事遂止。”如果蘇利專橫，拒聽逆耳之言，可楷斷不敢上書陳情。蘇利為什么接受他的請求?當時四面強敵，縱然得不到這幫望族富戶的支持，也要使他們不孽生禍患，蘇利這么做分明是從抗清的大局出發，這又說明他是頗有戰略眼光的。

(二)

盧天潢，進士，中散大夫，官至循州刺史。本莆田人。南宋高宗年間卜居海豐縣石橋場(現陸豐縣碣石鎮)。他一脈傳下的家族，曾長期是當地的一大望族。出于這個家族的盧體深，字心源，庠生，生于1570年(明隆慶四年)，卒于1637年(崇貞十年)，葬于1645年(清順治二年)農歷十一月廿二日。其子盧鍛，字百煉，官至兵部職方司主事，是有名的抗清志士。生于1592年(萬歷二十年)，卒于1665年(康熙四年)，葬于1672年(康熙十一年)。兩人的墓碑都用清朝年號，勃石的年號都是“龍飛”：父親是“龍飛乙酉仲冬立”；兒子是“齋龍飛歲次壬子季冬吉日立”。考諸史借“龍飛”這個年號僅396至398年(東晉時期)后涼曾用過三年。清初，南明用的年號先后是“弘光”、“隆武”、“紹武”、“永歷”，并沒有哪一方的割據勢力采用這個年號。這個年號到底是哪里來的?當時為什么要把它勒于墓碑?

蘇成、蘇利進占碣石衛是1645年(順治二年)農歷八月十五日。盧體深下葬是在此后三個多月。他的墓葬位于碣石所石橋附近，山形地勢稱“獨角麒麟”。1975年農厲四月十九日，因礙于建設，其裔孫把該墓掘遷，“皮土揭后見灰土，去之，得方磚七塊一行鋪附灰土上。揭去，有覆碗一層粘于灰土上；如斯三層，計碗有百余。以此象征麒麟之表。而灰土凝結之硬，為凡墓所罕睹。灰土去畢，便見外槨，系用壙磚（扇形磚，長方磚)拱砌而成。磚取拆之，棺即見，棺木不朽。”(見《盧氏族譜》)精心營造這么一穴墓葬，需要不少的財力和時間，更需要安定的環境。這說明蘇成、蘇利進入碣石之后，望族并沒有受到什么損害。其實，他們的進入，就已經同望族很有關系。當時，衛指揮張明珍叛亂，勾結土寇燒殺掄掠，石橋場土城被圍日久，城內百姓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才把他們從海面請進來。當時，主宰城內事務的只能是望族富紳，作出這個“請”的決定的也只能是他們。而蘇成、蘇利的進入使他們避免了一場災難。在蘇成、蘇利入主碣石之初，甲子所范氏家族便來碣石避難，這也可以看出他們和望族富紳之間的關系。所以，蘇成、蘇利不僅受到窮百姓、也受到望族的擁戴。從“龍飛”扯到蘇成、蘇利，難道這是他們的年號?是的。碑勒“龍飛”的還有碣北張姓的兩穴墓葬，它們的時間都處于蘇成、蘇利占據碣石一帶那個時期。《陸豐鄉土志》說：“清之世祖甲申定昇，燕京改元順治，邑處濱海，仍奉明紹武、永歷年號者十四年。“碣石一帶的墓葬未見用南明年號的，石碑勒“順治××年”的墓葬，偶有所見，但那都是以后重修。歷史上，稱王而立年號的，屢見不鮮。蘇成、蘇利是稱過王的。如輿“龍飛”不是他們的年號，那么，它是誰的年號呢?《湯經·乾卦》“九五爻”爻辭：“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龍飛”的年號出處便在這里。乾卦九五爻，有人稱九五之尊，爻辭又含有大展宏圖，創立偉業的意思。蘇成曾經想要做皇帝，“龍飛”的年號恰好體現了他這個意愿。當時既然有這一個年號，為什么志乘沒有這個記載?一則他們占有的地盤小，影響很有限；二則從前編修志乘者滿腦子封建正統思想，即使有所聞，也不肯去查證，去添上這么一筆。而當時的望族需要依附蘇成、蘇利，盧體深的墓葬用他們的年號并不奇怪。

盧百煉葬于蘇利早已敗亡的康熙十一年。這時候，百姓早已經用清朝年號了，他的墓碑為什么又勒“龍飛”?百煉在南安監軍任上(見注)，聞清兵入關，中原換昇，“頓有黔哲之思，遂決意謝事歸家”(見《百煉遺言》)。他回到家是在明朝滅亡不久，當在蘇成、蘇利入主碣石前后。他人在家鄉，心不亡復明報國。戊子年(順治五年)秋，他集結了明兵部主政林興等一批志士，取道海豐縣捷勝所，要去桂林效忠南明永歷政權。當時捷勝系清兵占領，林興等十一人在捷勝遭漢奸李魁龍殺害，百煉等繞道幸免。他一連幾年參加了永歷政權抗清的血戰。庚寅年（順治七年），永歷的主力被殲。農歷十一月，廣州失陷，他時在佛山。翌年春，廣東幾乎都被清兵占領，他偕同明禮部尚書兼兵部尚書黃奇遇取海道回來碣石。甲午年（順治十一年）他六十一歲，碣石親友為他賀壽，黃奇遇撰寫《百煉公六十一壽序》。百煉是碣石的名人。崇貞七良，他在石橋場土城率眾拒劉香海寇，使他五攻不克，被創而遁。后守嶺東道李炃汛碣石，“乍覯許之為驊騮，再見題之為琬琰，其沿海計安便宜，皆欲決于盧生之策”（間《陸豐縣志》），象這樣有聲望的人，在蘇成、蘇利入主碣石期間，居住的時間那么長，在這里集結抗清的明朝遺臣，其中有官至兵部尚書的顯要。后來，親友和明朝遺臣為他賀壽，賀壽不會是靜悄悄的。蘇成。蘇利擁有深厚的群眾基礎，這一切不可能不知道。然而，他的活動未曾受到干擾，他的安全沒有受到威脅。蘇成、蘇利不臣服明朝，百煉等明朝遺臣堅持忠君的封建正統思想。雖然都是矢志抗清，但不可能聯合。然而，彼此沒有惡感，互不為難。百煉撰修《盧氏族譜》，并沒有詩文一卷傳世，他的全部遺作沒有一句漫罵蘇成、蘇利。黃奇遇還稱贊蘇利治理下的碣石。“石橋場土風淳(見《盧氏族者序贊》)。康熙三年八月，蘇利抗遷失敗，僅過十個月，即翌年六月，百煉客死異鄉。蘇利抗遷是代表了包括望族在內的沿海百姓的利益，他那樣英勇無畏，明知寡不敵眾還與清兵決死戰，對于這種動天地泣鬼神的精神，具有堅貞民族氣節的他能不感佩!他親身經歷了遷界的苦難，目睹百姓在異族的暴致之下，流離失所，死傷枕藉，當然更加痛恨清廷。他臨終時，擺在面前的年號只有“龍飛”和“康熙”。如果這兩個年號他來挑選，會挑哪一個?如果說，用“龍飛”這個年號是其兒孫的決定，為了不損害他作為明朝忠臣，抗清志士完整的一生，他們這么做并不奇怪。《盧氏族譜》后來曾經續修，續修者不把他的墓葬歸入清代墓葬，也是為了不影響他的民族氣節。

即使從蘇成、蘇利與望族、與南明志士的關系中去考察也不難看出他們胸有大志，受百姓擁護；他們的軍隊是抗清的正義之師。“龍飛”是他們的年號。在封建時代里，海陸豐這塊土地上稱王又立年號者，僅此一家。歷史蒙在他們身上的塵垢，現在應該拭去了。

(注一)明朝時，江西有南安府，福建有南安縣。百煉任南安監軍的南安，是哪一個不詳。

(注二)蘇成順治五年正月死，由蘇利接任義軍首領。本文為敘述方便，沒有將他們當首領的時間具體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