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留影說明》背景介紹

葉左恕

我村——陸豐縣河口鄉昂塘村，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全村五百余人有老同盟會員葉唐生、葉子強、葉漢生等三人,數十人參加革命，是全縣的革命先進村。在我那益生堂家族中，有大伯葉漢生(字德修，號厚庵，老同盟會員，孫中山衛隊營長，粵軍統領，因反對陳炯明叛變而被殺害)；二伯葉竹平(粵軍營長)；三伯葉遜庵(國民革命軍旅長，被蔣介石撤職排棄)等參加革命。

大革命時期，1927年冬，祖父葉少乾以河口南北溪三約約正身份⑴組織了地主反革命武裝，以昂塘村為大本營反對革命，抗擊紅二師(南昌起義部隊)⑵戰敗，祖父率部投降。1929年秋，堂兄葉佐舜等在河口圩據守益生堂洋樓，抗擊紅49團，失敗。當時的海陸豐首富，大工商業資本家(在南洋有二個工廠)，大地主益生堂家族被殺和被俘后失蹤的共四代三十余人(含祖父)，占家族人口的三分之一。全村被殺農民二百人占全村人口的40％。全村房屋，除了洋樓燒不倒，全被燒光。這是當時黨在幼年時期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造成的，難于避免的，可以理解，容易理解的。昂塘村當時便由陸豐最大的反動頑固堡壘進而成為跟益生堂世代仇共的反動村莊。“四清”和“文革”對我的這些交代材料曾強加我以誣蔑黨之罪，要我修改，但我無法改寫⑶。

抗戰時期益生堂家族內的階級分化的速度更快了，從而也就發生了政治分化。“五四”運動前出生的年青人，以我大哥葉佐慈(蔣介石嫡系中央軍的少將師政治部主任)為代表則跟蔣介石走反動的道路。“五四”運動后出生的年青人則跟我信仰馬列主義，消除了殺親之仇的怨恨，叛變地主階級，叛變祖傳天主教，而跟中共走抗日救國和無產階級革命道路，從而帶動全村年青一代都跟共產黨走革命的道路。在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昂塘竟成為全縣的革命先進村。有地下黨員34人(其中6人在部隊參黨)，地下團員十多人，專職地下交通員24人，參加部隊的60余人(其中女11人)，參加革命工作的共約百人，約占當時全村人口的20％。其中屬于益生堂家族成員的地下黨員11人⑷，專職交通員4人，團員5人，參軍25人，占1949年益生堂家族人口的22．5％。以自然村為單位比較，上述各種人數都冠全縣。全縣沿海平原有不少上千人、萬人的自然村都一直沒有黨的任何組織，始終是個“空白村”。昂塘轉變之巨大、驚人，由此可見。

海陸豐地下黨重建于1937年。海陸豐中心縣委和上級黨委早就注意到重建陸西北地區的黨組織的重要性。1938年、39年曾先后三次從香港、連縣、博羅派人回陸西北建黨，都沒有建成⑸。但縣城、陸東南、陸西南等沿海平原地帶都早建立了黨的地下組織，唯獨陸西北廣闊山區還是空白地帶，這怎么行呢!于是，1941年6月，縣委就把我從學校里調回家鄉，在中共優秀黨員王鏡清(王文)的直接領導下擔負著陸西北地區(包括揭陸華邊區)的“填空白”建黨任務。當時，連畢業考試都不讓我參加。黨對我這個出身于地主反動世家的新黨員極為信任。我也以黨的意志為意志，自覺放棄升讀大學的愿望。后另一個地主家庭出身的新黨員吳佐漢(吳堅)也奉派回鄉參加陸西北的“填空白”任務。

我和吳雖出身地主家庭，但卻沒有辜負黨的重托。1941年6月，我一回到家鄉河口，就發動青年群眾把河口鄉中心學校奪過來作為黨占領河口南北溪農村陣地的第一個“灘頭陣地”、“橋頭堡壘”，同時建立了黨的地下組織。接著，我又在揭陸華邊區的五云地區建起了地下黨組織，并向揭陽的良田、河婆地區和河婆中學插花伸展。吳則從南溪中心洋向葫峰八萬建立了黨組織。

我和吳所建的陸西北地下黨一直穩健發展。1944年11月成立了陸西北區委，1945年1O月分設陸西北、陸中區兩個區委，后來居上，走在全縣的前頭。那時全縣共設四個區委。到解放戰爭時期，陸西北、陸中區兩個區委的所屬黨員人數占全縣地下黨總數的三分之二，輸送到部隊去的骨干和參軍人數最多。我和吳的家鄉——河口鄉的地下黨員近百人，約占全縣黨員人數的四分之一，是陸豐戰斗力最強的組織之一。

我不僅是陸西北(包括揭陸華邊)的主要建黨人，又是解放戰爭時期陸豐縣海陸豐人民自衛隊東北大隊的建軍人和主要軍事指揮員之一。我們的部隊游擊于全縣范圍，常和海豐及韓江兄弟部隊互相支援，聯合作戰，節節勝利，健康成長。面對著三千強敵⑹，由無到有，由小到大，發展到八百多人槍后便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粵贛湘邊縱隊東一支隊第六團。由我的老首長吳江(莊岐洲)任團長，把全團(縣)黨、政、軍供給制人員發展到三千人。我轉搞政權和軍管工作任縣常委、副縣長、縣支前委員會主任。在1949年10月縣政府遷入縣城之前實際上代行縣長職權。對全縣的建政工作、群眾運動、群眾組織及支前工作等等，都能勝利完成任務，成績良好。

海陸豐能成為支援人民解放軍粵贛湘邊縱隊主力、支隊主力向廣州進軍迎接大軍的“前進基地”，這也有我的一份苦勞。我勝利地完成了和平解放河田鎮和陸西北地區以及支前運動等艱巨任務是有一定作用的。

在地下斗爭和武裝斗爭中，我所面對的敵人，大部分都是我的親戚、親人、同學、世交、教師、同事等人，但我從無循私手軟，總要根據黨的政策和策略，同他們斗個你死我活。

可是建國后，黨在“左”的路線支配下，便完全忽視我在地下斗爭和武裝斗爭中的一系列工作表現和對黨的貢獻，不承認我是個早已徹底背叛地主階級的無產階級的忠實革命戰士。硬是一味憑空從大膽懷疑出發，把我作為“打進來或拉出去”的特務或叛徒的嚴重嫌疑對象看待。列為中共華南分局系統的十大重點對象之一⑺。但早在1953年黨就從敵、友、我三方面查清了我是：“對黨做過許多工作，貢獻不小”的同志而不是敵人；打入國民黨內充當“敵工”人員，是黨派遣的，從無給黨造成任何損失。可是還難放心，在各個政治運動中還要列為重點對象揪死不放。使我無辜受壓三十年(195l—1981年)，被“內專”二十年(1959–1979年)。由原來享受地師級政治待遇的華南分局黨校輪訓班⑻副主任降為只能享受普通黨員政治待遇的一般區級和科級干部，長期“限制使用”，不給提級提職。且禍及農民出身的妻子。還把株連面擴大再擴大，慘況如下，今人莫明其妙！

1、我和妻子吳蔭的兄弟姐妹們，子侄們全受株連：不許入黨；不許提干；不許讀高中；不許與現役軍人結婚；不許繼續當現役軍人。被開除或下放農村務農的三人。我和吳蔭的兩個老母親也被誣加罪名，取消居民戶口，遣送回農村管制……

2、戰友受株連者二百余人：有被開除黨籍、隊籍的、有坐牢的；有死于勞改場的；有妻離子散的。其中出身于益生堂家族的全部戰友親人，即本人是農民、貧民的也無法幸免。

3、受株連的地區有：(1)河口鄉(公社、區、鎮)雖然在中國革命的四個時期都是陸豐的革命先進鄉，廣大群眾始終跟黨走。但由于是我的故鄉又是我經常活動的地區。土改整隊時，陸豐縣委背著本人公開宣布我是“大特務分子”。從此河口鄉便一直都在各個政治運動中都被劃為“重點鄉”，對生產建設從不扶持，人民生活難以改善。

(2)昂塘行政村(大隊)，在四清、“文革”期間被劃為“反動地區”，連全部貧下中農子女都被列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同樣不許參黨入團，不許參軍和當民兵，不許升讀高中，等等。三個被漏劃了的老蘇區自然村下屋仔、水游神、飛鵝崗因屬昂塘行政村，也被劃入“反動地區”范圍⑼。北笏行政村因該村朱友南同志問題及他和我的關系問題，也被同時劃為“反動地區”。在黨的成熟時期，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領導的四清運動和“文革”中，竟如此紅白不分，敵友我不分，這是令人難于理解的，不堪想象的！

4、部隊和地下黨也受株連：“文革”期間，陸豐軍管會把我列為全縣揪斗的重點對象。通知全縣誣我是“以葉左恕為首陸豐叛徒集團”的首惡分子，各黨支部、各大隊都要發動寫大字報，開批叛會深揭狠批。于是就把由劉志遠、莊岐洲、鄭萬生、葉左恕等所謂叛徒分子和鄭達忠、江水等同志所建立和領導過的陸豐人民子弟兵——海陸豐人民自衛隊東北大隊——東一支第六團誣為“土匪軍”；把全陸豐的地下黨都打為“地主黨”、“叛徒黨”。實在太謊天下之大謬了!現經陸豐縣委落實政策查明陸豐地下黨從來都沒有特務、叛徒、階級異己分子，基本純潔。并在1979年作出了平反決定。

盡管我本人及出身益生堂家族的所有至親、同壕戰友二十多人和他們的家屬都受到“左”害的嚴重沖擊和委屈。但他們都能相信黨，從無怨恨、反悔，從無悲觀失望，為非作歹。他們都能遵紀守法，積極工作或耕作。我村的其他受害同志也都表現良好，全村照舊無特務分子，也無新生反革命分子。他們都經得起黨的嚴峻考驗。雖然昂塘遷居臺灣，僑居香港、海外的人不少，分布在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益生堂家族的“地主仔”陸續避難過港的有十余人，而且有逃必成，必有所依。但全村受害的同志，不論在村內村外，卻無一人逃港的。有的發現子女準備逃港，還即加勸阻⑽。

從益生堂家族由四代老輩反革命的反動世家轉化為四代后輩堅決背叛祖宗，篤信馬列主義，忠于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為革命能經得起黨的任何嚴峻考驗的革命世家；從昂塘村幾乎家家戶戶都有殺親之仇，對黨具有深仇大恨的反動村莊轉化為全村95％以上的人都擁護共產黨，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人參加新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斗爭，而成為全縣參加革命人數最多，對革命貢獻較大的紅色先進村莊的等等事實看，就足以證明馬列主義確實是戰無不勝的，能夠徹底改造人的靈魂——人生觀世界觀的無產階級鋒利的思想武器。也證明矛盾和階級矛盾，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轉化而且能夠轉化的。用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富有“精忠報國”崇尚氣節、“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和“士為知已死”的忠義思想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其革命堅定性、徹底性一般是可靠的。所有過份夸大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更加復雜、尖銳、劇烈，甚至要延續到共產主義社會時期的理論，及由此派生出來的唯成份論，新原罪論⑾，以及把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兩重性中的動搖性、脆弱性一面強加為革命知識分子獨有的本質的知識分子革命脆弱論都是脫離實際的、錯誤的。其實這些理論的實質，便是不自覺的階級矛盾不可轉化論的錯誤潛意識的表現形態。

我覺得毛主席晚年的悲劇，是由于他在建國以后，過份夸大了列寧、斯大林關于階級斗爭的理論，過多人為地制造了擴大階級斗爭；顛倒了知識分子本質的兩個方面的位置，忽視了知識分子的革命堅定性、徹底性和大無畏自我犧牲精神的這個主要方面的基本品質，而把其次要的動搖性一面夸大為主要本質擺到主導位置上，便采取了疏排知識分子的態度。為了鞏固祖國的紅色江山和個人的領袖地位，于是毛主席便集古今中外各個階級的各式階級專政之大成于新中國，形成了最高度的集中專權制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全面施行高度禁錮自封的政策，逐步“左”傾。從而就不可避免地把中國置于社會主義的嚴冬狀態中，把全國人民在各方面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的朝氣蓬勃，銳不可當的生機漸漸地凍結住了，窒息了。給黨、國家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難以估計的損失。我們應該永遠吸取教訓。

當然，毛主席晚年的悲劇，主要是由于以他為首的黨的領導層都沒有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毛主席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摸索過程中出了悲劇的。這對任何開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來說都是難于避免的。我們都應諒解毛主席晚年的錯誤，不宜苛求。

附件：

故居留影說明(寫在照片背面的)

故居“時雍樓”是益生堂家族的兩座洋樓之一。建于清末民初，約二千五百平方米。是廣東最早的三項鋼筋水泥建筑物之一，材料來自巴黎。

故居留影非有所戀，只是借以說明：

一、世界觀的改造全靠人類的先進思想和先進理論。勞動改造世界觀論，唯成份論，新原罪論，知識分子革命脆弱論，社會主義革命方式獨一論，都是非科學的，非馬列的，有害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有害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錯誤理論。

二、中共黨員，尤其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對馬列主義戰無不勝和人類社會必將向共產主義社會演進的真理，務須全信無疑，才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把我國建成具有“兩個高度”的中國式社會主義社會。否則，就會患政治神經衰弱癥，就會建出具有舊中國特色的畸形社會主義社會。這樣的社會是無法鞏固的。

葉左恕

一九八四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