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青塘軍話

梁水良

始建于明朝初年的碣石衛所，為了便于來自天南地北的軍人的溝通交流而產生的“部隊通語”，至今還在我市某些村里流傳。

陸豐西南鎮的青塘村，所流傳的這種“部隊通語”，外人稱為“青塘軍話。”近日，筆者幾進青塘村，還赴深圳采訪了軍話研究專家丘學強博士，弄清了軍話產生、流傳的來龍去脈……

“碣石衛所”與“部隊通語”

“衛”是明代的軍事建制。

衛所制度是明王朝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吸取元朝軍隊的教訓，總結軍隊建設和管理經驗而創造的一種新的常備軍制度。加之元末明初，海上倭寇猖獗，給沿海地區居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嚴重的危害。明太祖朱元璋為鞏固海防，一方面規定“片板不許下海”，另一方面在全國實行衛所制。按“跨縣設所，連府設衛”的原則，相繼在山東、天津設立威海、天津等衛。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931年）十二月，廣東都指揮使花茂，上疏朝廷，“請設沿海依山、廣海、碣石、神電等二十四衛所，筑城浚池”，此事被朱元璋批推。于是，“負山阻海，實惠潮二郡門戶，又其地有魚鹽之利，頗稱饒給”的碣石，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開啟了一個地區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的嶄新歷史。

碣石衛統轄九所，“內曰中曰左曰右曰前曰后五所，外曰甲子曰捷勝曰平海三守御所，尋割惠州衛海豐所隸焉。”

衛、所是最基本的軍事編制單位。從衛所指揮使到百戶等衛所官員，都是世襲的，稱“世官”。衛所里的士兵稱“軍”，軍士也是世襲的。軍士及其家屬由五軍都督府直接管理，不受地方行政官吏的約束。

據《明史》記載，明代衛所里軍人的來源有四類。第一類是“從征”，即原來的農民起義軍戰士，包括反元群雄各部的官兵；第二是“歸附”，即投降的元軍；第三是“謫發”，即因罪而罰充的官吏和士兵，稱為“恩軍”或“長生軍”；第四為“垛集”，即征調平民為軍。這四種來源的軍人都是世襲的。法律規定軍人必須娶妻，以保證“軍”能世代繼承下去。若無子孫繼承，則由其家族中的壯丁頂補。軍人設有專門的軍籍，稱為軍戶，其子弟稱為軍余或余丁；將校的子弟則稱為舍人。

碣石衛，一下子聚集了來自天南地北的官兵，對于來自不同方言區的他們來說，彼此交流肯定碰到了問題，于是，一種與周圍方言不同而又有點像北方方言的部隊通語——“軍話”，便在軍營里產生。

軍話研究專家丘學強博士分析了衛所人員講“軍話”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從可能性上講，明代的朱元璋是非常重視“正音”的，這可以從當時的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等“奉敕撰”《洪武正韻》一事可看出來。《洪武正韻》是“壹以中原雅音為定”的，當時的“中原雅音”是朝廷推崇的“通語”。在成員來自天南海北的軍隊提倡甚至強制說這種話，是很有可能的。這顯然類似今天的推廣普通話。

從必要性上講，即使當時的衛所軍中并沒有一定要講這種“通語”的強迫性命令，但只要軍隊中的人不是來自同一方言區，講“通語”就是必要的，否則官兵之間就沒法交際、溝通。這種“通語”，也就是今天所說的軍話前身了。

當外地人的來源不同，但人數比本地人多得多且生活集中時，勢力強的語言會占主要地位，不然就會使用一種大家都懂的“通語”。

這種通語一般會以一種語言為基礎，并在發展過程中吸收一些來源不同的語言成分，形成一種帶“綜合”味道的話。當有必要跟周圍的本地人交際時，他們還可以學會當地的語言，形成操雙語或多語的現象。“多語”中的一語是帶“綜合”性質的通語，而不是哪種純粹的一地語言。

青塘軍話的形成和發展，可能就是屬于以上情況。因為軍隊是紀律性、集中性較強的組織，既然來源不同，不操“通語”是不行的。又當時的軍人是帶家屬的，且有“世襲”之法律，故軍人家屬也有說“通語”的必要，于是使得這種“通語”得以形成、鞏固并流傳至今。

丘博士認為，“世襲”是軍話之所以能傳下來的重要原因，只強調“明”而把其他朝代的“軍”置于次要位置，就是因為明代軍籍制度能使軍話傳得廣而久遠，其它朝代不都全帶家眷的“流水兵”難以做到這一點。

丘博士強調，軍話的語音基礎是明代前后廣義的“北方方言”，而不是北方方言的某個地方的方言。也許，它較接近于當時以大南京或北京語音為基礎的官話，這可能是軍話發展至今仍有許多字音與今天的普通話相同的原因。而某些軍話帶有江淮一帶語音特點。

1999年6月，丘學強博士在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上宣讀了《青塘軍話中的粵語成分》（載《方言》增刊，2000年）指出，并非凡是軍話都可以劃歸北方方言，如其中的青塘軍話就含有相對較多的粵語成分，而北方方言的成分卻相對較少。

為何會有這種差別呢？答案在于當時的軍人在來碣石衛前，曾在粵語區番禺駐扎定居。故來碣石衛后所說的軍話保留有較多粵語成份也是順理成章的。

行文至此，筆者回憶起童年的一件事：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外出特區打工的本村青年娶回了一位粵語區的花都姑娘，他將妻子安置家中后，重又外出打工。由于村人只講福佬話，婆媳沒法進行語言交流，她的家婆遂請我前去做“翻譯”，其時，我對粵語也是一竅不通，但在學校曾聽老師介紹過軍話是一種混合語的說法，跟很多方言都可以交流，于是，我幫她請來嫁在本村一青塘女子，青塘女子用青塘軍話與花都媳婦,果然能進行語言交流。

關于軍話，還可以從有“軍戲”之稱的正字戲找到相關的文字記載：

據明嘉靖《碣石衛志·民俗》卷五載：“洪武初年……衛所戌兵軍遭有萬余人，均皖贛。即不懂我家鄉話，當不譜我鄉音，吾邑有白字之鄉戲，亦未能引其聚觀。戌兵散蕩飲喝，聚賭情奕，而肇歐斗之禍。衛所軍曹總官有見及此，乃先后……聘來正音戲班”。

陸豐正字戲，唱白為“正字”，又稱“正音”，即是指其使用的戲劇語言是當時的“中州官話”。“中州”指河南洛陽一帶，官話即古代中國封建王朝建立的統一使用的“官場漢語”。正字當時又叫“孔子正”，正字真正的含義在于正音，即是話音的聲調是原字調無改變。因為中國地域廣大，在大漢語體系中突出問題是南北有不同的聲調特點，正如當今北方漢語只有4個聲調，而閩南語系卻有8個聲調。當時為著重照顧南北腔調的問題，便特設“官話八調”并以不變調為正字特點。青塘軍話的產生，來源于明時碣石衛軍，正字戲是被當時的衛所總兵，為解決衛所官話聽不懂地方戲口白而作為軍戲引入，這正好給了“軍話”創用過程起了重要的影響。

那么，明時碣石衛所的“軍話”又是如何流傳至陸豐西南青塘村呢，這要從當時的衛所屯田制說起。

“大安軍屯”與“青塘軍話”

由于元末戰亂的破壞，明朝建立初期，社會經濟凋敝，土地荒蕪，國家無法維持龐大的軍隊糧餉，于是明政府實行一種寓兵于農、屯守合一的衛所編制同世襲軍戶相結合的軍屯制度。

《海豐乾隆志》“明屯田制”載：“屯田之制始于洪武十八年，用祭酒宋訥之言也，然尚未及于惠，至二十八年置碣石衛于海豐，乃拔官軍屯種。每衛所官軍以十分計之，七分在城，三分留屯，每軍承田二十畝，安輸細糧六石，每屯實拔軍一萬一十二人，田計二十二頃四十畝，總小旗各耕牛一，軍人二人共耕牛一。正統七年罷，景泰三年復。本縣碣石衛九千戶所，屯田二十有四。……右所屯田三。大安屯，坐海豐坊廊都，屯田二十二頃四十畝，該糧六百七十三石，原額田二十二頃四十畝，糧六百七十三石。”

大安屯，包括現今的大安、西南兩鎮及八萬、河東鎮部分地區，位于陸豐的西北角，屬半山區，舊時境內的螺河水系航運發達，唐武德五年曾設安陸縣治于陸軍鄉的環珠寨。陸軍鄉東面有一古寨叫軍寨，傳說為唐時駐軍所在，軍寨東面有大片的農田叫軍田洋，傳說為駐軍軍士生活供養田畝。從陸軍、軍寨、軍田洋等有關“軍”的字眼看，當與軍隊關系密切，但究竟是從唐的駐軍而來，還是從明時軍屯而來，有待深入考證。明衛所的某些軍屯點，如屯埔、石坡屯、雙屯、大屯、小屯、水屯等至今仍保留屯的名稱。

軍屯寓兵于農，士卒平時耕種，有事便執戈御武，其有利之處在于，一方面可將軍隊平時的農業勞動所得充軍糧，借以減少軍餉的負擔，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土地丟荒。

青塘黃氏先祖當年是從碣石衛分遣至大安屯的。1985年丘學強博士調查青塘軍話時閱得該村黃榮本老師所抄族譜，其中有一段記載：“我祖有能公生下五子……當時洪武朱太祖招兵，能公投充改名為王志努扶王隨征。及至平定乾坤，建都金陵，洪武二十七年調能公到惠州府海豐縣（今海陸豐二縣）建立碣石衛。當時都司花茂督造衛城，旗軍九千余，地狹軍多，抽出海豐所一千余，平海所一千余，捷勝所一千余，甲子所一千余，其余五千由能公在碣石操守。以后正統年間此軍役付三子潤、杰、政管轄，操守衛所。能公年老回廣東番禺兩潭村。長子潤，字永興……永興公由碣石衛移大安屯，共生六子……嘉靖元年立籍海豐縣坊廓都青塘鄉。”

2004年丘博士再次到青塘調查，又閱得八十歲老人黃智督所存族譜，與上述族譜大同小異：“本戶祖軍王志努軍軍在大安屯上伍……明世祖考諱有能公自廣東省廣州府番禺縣兩潭村，特授碣石衛千戶，生下五子……祖諱潤公，字永興，公自番禺縣隨父在碣石衛軍，遷居以來，在陸豐即立我青塘鄉開基建業。”

查《陸豐縣志》，未見“王志努”或“黃能”，但所述“衛所”軍戶之事當可信。在大安、西南等地還有黃、王同宗的說法。大安磁西鄉王厝村與青塘黃氏族素有傳統友誼。該地寬塘垅還有始建于明代的青塘黃氏先祖墓園。嘉靖元年立籍青塘，距洪武已有一百多年，這段時間黃氏家族是否仍是“軍籍”？族譜中也沒有反映。不過，丘博士認為：族譜中所出現的“千戶、總旗、衛、所、軍”等字樣仍可證明他們的確與明代衛所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筆者查閱了《海豐縣嘉靖志》“屯田”部分，有如下記述：“二十一年設惠州衛及各所。二十七年，制以番禺、南海、順德三縣民糧偏軍，選南海諸衛所原軍充總小旗，部成行伍，調隸左右中前后五所，營于南郊外，是年以后立碣石衛及各所，統軍如制。”值得注意的是“選南海諸衛所原軍充總小旗”一句，既然有此先例。碣石建衛時青塘黃氏先祖是從番禺選調至此，“充總小旗”而派往大安軍屯的可能性較大。小旗職位較低，志書未予記載也是可能的。

明宣宗以后，由于朝廷政治腐敗、土地兼并、戰爭頻繁，軍屯遭到嚴重破壞，軍士大量逃亡，軍事衛所制度也隨之走向衰弱。兵屯逐漸由軍向民轉變，原軍隊建制變為村寨。據現在陸豐龍山中學工作的青塘人黃榮溪老師介紹：青塘村歷來耕作的田地范圍較廣，擁有的耕種面積在附近村鎮人均比例最大，西至西南的西山、石艮諸村，甚至在大安鎮內的磁西、東七、東莞等村都有他們的田地。在舊社會，青塘鄉幾乎與附近村鎮都發生過土地糾紛。這是否源于明時軍屯解散遺留的歷史問題？因為軍屯散了，軍墾之地權撲朔迷離，青塘黃氏先祖利用曾在大安屯當小旗職務將部分屯田占為己有，這種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在惠東境內，還有一處較為有名的軍話點，這就是平海。平海，明時屬碣石衛所轄，以甲子、捷勝、海豐并稱碣石衛的外四所。如今，外四所只有平海才傳承軍話了。平海軍話的特點是北方方言成分較多，究其原因是因為當年駐守平海的軍人大多是“謫發”，即是因罪而罰充的官吏和士民的所謂“恩軍”，他們大多來自北方。有趣的是與青塘一河之隔屬大安鎮的坎石潭也講“平海軍”。據當地人說是由他們的四世祖玄山公太之妻向氏媽傳下來的。玄山公太原籍今揭西，講客家話，因長年外出，由向氏媽管家。向氏媽少年時在平海生活長大，只會說平海軍話，其后裔也因而學會并流傳平海軍話。坎石潭人均姓汪。據考傳至現在已是第十八代，以每代二十五年計算，向氏媽當是生活在明末前后。她原籍陸軍鄉環珠寨，據向氏族譜記載，向氏族是在明中期由福建遷至環珠寨的，來之前是否屬軍籍現在已難以考證。但據考坎石潭向氏媽的先祖與明代“軍”及“軍話”有著淵源關系。

既然講“軍話”的人與“軍”的關系密切，丘博士認為，“軍話”的“軍”是正確的。也就是說，“青塘軍話及坎石潭軍話”即明代衛所中“軍戶”所講的話。

“學者觀點”與“語言申請”

青塘軍話，何以幾百年來一直流傳？這源于青塘人特殊的“鄉規民約”。據原大安中學黃華偉校長介紹，舊時村里曾有不成文的規矩，青塘人在家里是必須講軍話的，即使是外出，家鄉人之間彼此也要用家鄉話進行交流。舊時私塾教師到青塘教書，一定要先過軍話關，因為課堂傳授必須用軍話。另外，外村嫁入女子，必須在4個月內學會軍語，否則便會遭到族中長輩的數落甚至趕出家門。雖然青塘人自覺保護軍話的承傳，但丘學強博士對軍話的生存狀況表示擔憂。他甚至得出“軍話已經瀕危”的結論。

其理由是：

從語言使用者的角度看，軍話一般處于其它方言的包圍中。陸豐碣石鎮明代是“衛”的所在地，現在只有少數幾個老軍戶家族在祭祖時會用軍話音念祭文。甲子、捷勝、海豐、平海四個外所，如今也只有平海一處講軍話。陸豐青塘附近的安安村（又稱馬鞍山）、大安旱田新村本來也流行青塘軍話，但近年來，除了很少的幾位老人外，其他的村民已經不說軍話了。可見其消失速度之快。

從語言自身的角度看，各不同點方言的人數則大多只有幾千或一萬多人，有的甚至只有幾百人（如坎石潭、旱田新村軍話）。在其它有幾百萬、幾千萬人說閩、客或其它方言的包圍下，“瀕危”是很難避免的。

就陸豐而言，青塘和坎石潭僅以螺河相隔。在它們的周圍，西南鎮屯埔鄉、西南鎮墟內講客家話，溪云鄉的一部分、深坑鄉、黃塘鄉講福佬話。坎石潭所在的東七鄉基本上也都講福佬話。青塘、坎石潭、大埔、安安、兩軍等軍話點，正好處于福佬話、客家話交界或混雜的西南、大安、河西等鎮–再往北是一大片的客語區，往南、往東則是一大片的閩語區。

就各軍話區周圍的方言分布情況看，丘博士認為上述軍話點大多可以看作是具有“方言島”性質的話。

丘博士還認為，由于大部分操軍話者大多說多種方言或普通話，加上與周圍說其它方言的人通婚歷來比較普遍，因此，軍話中其它方言的成份日益增多，各種軍話本身原有的特色在其它方言的影響下也已逐漸減少，這種情況在兩軍村軍話中較為突出。丘博士在調查兒歌、民間故事的過程中發現，許多年輕人除了所操方言本身已與老一輩有許多不同之處外，能唱或念軍話歌謠的人已越來越少，不少人一首都念不出來。有的地方甚至連中、老年人也沒能提供任何像順口溜之類的語言材料。這種文化傳承上的斷裂必然導致方言成份的迅速減少和改變，甚至也可以說這已經等于是軍話成分的部分消亡了。

目前各軍話點已很少有人能把軍話與明代的軍戶聯系起來，過去那種以軍戶的身份和會講軍話為榮的心理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已經有了較大的改變：多數人不知道“軍”的來歷，只知道自己所說的是“鄉下話”，“榮耀”的感覺正在逐漸減弱。

隨著改革開放形勢的發展，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離開軍話區出外謀生，從外出者的情況看，他們的子女都只是在家里與父母或其中的一方講軍話，已經沒有繼續講軍話的大環境，純正的軍話將難于保留在他們的口語中。

深圳市的大鵬話也有人稱為軍話。不過，經丘學強博士調查研究屬于客、粵混合語，本地及周圍的人只稱“千音”而不是“軍話”。他認為，雖然說軍話與明代的衛所制有關，但是卻不能反過來說在明代“所城”所在地所說的方言就全都可以稱為“軍話”。雖然如此，深圳市卻有文章認為大鵬話是可以作為口頭文化遺產申請的“軍話”，有重大意義。與之相對照，真正的軍話流行地區的政府部門是否更應該重視對其進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