撲朔迷離話安陸

梁水良

分了又合，合了又分。五年的時間，對于一個縣的歷史來說，實在是太短暫！短暫得如同一出剛剛揭幕即又煞了尾的戲。過程的缺失，注定其不會豐滿與完整，而且多半是疑點重重——

“大唐盛世”開演前的花開花落

夢回初唐。

公元622年，唐高祖李淵剛剛坐上金鑾殿，面對持續戰亂后的滿目瘡痍，忙于要做的是恢復封建統治秩序，加強對各地的控制。當時的海豐縣(陸豐還未分出)地域廣闊，山海交錯。或許是考慮到分治更便于掌控。于是，唐武德五年，朝廷遂將海豐東部析出，另置安陸縣。《惠州府志》載：“唐武德始有安陸。”

在此，不妨先提提有關海陸豐歷史上的演變情況：早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先民們已在海豐東南沿海聚居生息，歷夏、商、周至春秋戰國為“南蠻”之地，是“百越”族的一部分。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平百越設郡縣，海豐屬南海郡博羅縣轄。東晉咸和六年(公元331年)置縣，取意于“臨海物豐”，稱海豐縣，屬東官郡。隋初屬循州。隋大業年間(約公元605年)改循州為龍川郡。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龍川郡復改為循州。同時析出海豐縣東部部分地方設置安陸縣，唐貞觀元年(公元627年)撤銷安陸縣，并回海豐縣，仍屬循州。唐武則天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循州改為雷州，海豐屬雷州的一縣。唐天寶元年(公元742年)改雷州為海豐郡，管轄歸善(今惠陽、惠東)、博羅、海豐、河源、雷手(今龍川縣)、興寧等縣。至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海豐郡復改為循州，海豐又屬循州的一縣。宋神宗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海豐分設八都，即興賢都、石塘都、金錫都、楊安都、坊廓都、石帆都、吉康都、龍溪都。元代屬惠州路。明代屬惠州府。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析出海豐東部之龍溪都與隋屬之惠來都合并設置惠來縣。清朝沿用明朝舊制，海豐仍屬惠州府，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再劃出東部的吉康、石帆、坊廓三都設置陸豐縣。(見同治版《海豐縣志》上卷沿革)。

唐武德五年設置的安陸縣，縣治設在今天的陸豐市大安鎮陸軍管區環珠寨村。相傳當時的縣城墻鑲嵌著許多五色河卵石，形狀似珠，環珠寨的名稱即來源于此。置縣僅五年，于唐太宗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就被撤銷，重又并入海豐縣。

安陸縣的存廢，主要取決于不同時期的政策走向。公元627年，李世民在謀士們的策劃下，發動玄武門之變，奪得了皇帝寶座。作為雄才大略的一代賢君，唐太宗李世民對社稷興亡和治亂變數有著較深的體會，君臨天下的他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減輕徭役稅賦，精簡官吏機構，實行生民養息政策，開始了被后人譽為“貞觀之治”的繁華盛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安陸縣”很快便成了一個“歷史名詞”。當然，在這之前，李淵的功績是應予肯定的，他依據隋文帝舊制，重新建立中央及地方行政制度，重建府兵制，為日后的職官、刑律、兵制、土地及課役等制度奠定了基礎。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海陸豐第二次的分治，則是在距貞觀元年安陸縣被撤并后的1104年后的事了。

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清廷析海豐縣東部的坊廓(今陸豐之中西部)、石帆(今陸豐之東南部)、吉康(今陸河及揭西縣一部分)為新置縣，取舊名安陸的“陸”字，和海豐的“豐”字，命名為陸豐縣。縣治設在坊廓之東海滘，也即是今天的東海鎮。首任知縣系監生身份的正白旗人黃煌。

另擇縣治說因由

從唐之安陸到清之陸豐，從環珠寨到東海滘，縣治之變，在民間流傳著多種版本。

“土質測試”最為民間人士津津樂道：

據說，清雍正九年分治時，當時的清廷派官員到原唐時安陸舊址與備選地的坊廓之東海兩地進行“土質比對”。即用同樣容量的器皿盛上兩地泥土稱重量：東海之土重1斤4兩，安陸之土重1斤。也有的說是在兩地地質相同處按同規格各挖一個深度相同的井，然后將取出之土全部重新回填。結果有了差別：安陸所取之土回填不滿原處，東海取土恰好將原地填平。總的來說，兩種方式測試都得出相同結論：東海之土層比重較安陸大。土為國之本，也是民生之所系，沃野千里，方能衣食無憂。這在農業文明時代，尤為重要。

清廷官員是否真做過這樣的試驗?其科學性的成分有多大?姑且存疑。縣治重新擇址主要是因為螺河水道和清廷國策的改變。

從今陸河境內發端的螺河水，一路逶迤而下，流經陸河境內村落穿過陸豐的大安鎮再到東海烏坎出海口，這條被譽為母親河的螺河，千百年來滋潤著沿河兩岸的普羅大眾。唐時螺河的河床寬且深，江上煙波浩淼，是條黃金水道。大安是這條黃金水道上的天然中轉站。螺河未改道前，是從環珠寨前的南門湖弧形穿過，再掠過現在的大安中學、牛地山、安然等村蜿蜒北上。唐時的南門湖，狀若彎月，從大安墟堀仔尾、石路頭、謝厝前、鋪仔墟、軍寨、石寨、南溪，沿湖弧線分布著七個大小不一的狀似饅頭的小山，恰如七顆星星圍拱著南門湖這泓彎月，成了七星伴月的風水格局。環珠寨水上交通方便，是一處天然的避風塘。周圍地勢平坦，背靠橫亙陸豐全境的獅仔嶂，環境優美。

在古代，人們在構筑城池、住宅、墳墓等建筑時，對自然環境有著種種講究。《管子?乘子》曾有如下記述：“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才就地里。……”概括地說，古人建城擇地的原則是：一坐北向南西迎陽光；二背依大山和丘陵，左右兩側均有山峰丘陵；三靠近河流和水塘，但忌諱背水而置。此三點與唐之安陸縣治環珠寨對照，無論哪一點都是吻合的。

另外，大安屬半山區，上承吉康，下接坊廊，是福佬與客話交匯區，在大安設置縣治，不但有地理的優越，而且有語言文化方面的優勢。

但時間是可以改變一切的，從唐武德五年到清雍正九年，時隔千余年，螺河河道由于地質的變動改道從大安墟南邊穿過，昔日唐時湖水浩淼的南門湖到了清時已趨于淤塞，湖上漁艇往來之聲晝夜不止的景象不見了。就連螺河上所航行的船要想進入也只能靠人工開鑿河溝了。及至新中國成立后，南門湖成了沖積平原而被稱為南門町，成了大蒜、水稻種植的基地，又是滄海桑田換了人間。此乃后話。

其實，縣治易地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清廷從“海禁”到發展海上貿易這一國策的改變。清廷從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對邊海實施海禁，“禁止漁船、商船出海”，目的是想杜絕沿海居民私通和接濟當時茍延殘喘的南明小朝廷。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四月，海豐縣(當時陸豐未析出)奉旨遷界，強迫居民遷入內地，制造沿海無人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南明小朝廷被剿滅，清廷才宣布“開海禁”，允許漁船、商船自由出入。海上商貿及運輸開始得到恢復。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在廣東的廣州、福建的漳州、浙江的寧波、江蘇的云臺山設立四個海關，主持對外貿易和征收關稅事宜。

海上的商貿運輸開始蒸蒸日上，預示著農耕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轉變。

位于今陸城南面10華里處的烏坎，地理位置得天獨厚，它的南面是浩瀚的南海，北面是遼闊的白沙埔，是當時粵海關七總口之一，“坎為海口，巨艦舴艋大小咸集”，是清代中葉繁榮商港。“烏坎歸帆”系陸豐的古八景之一。

據《粵海關志》記載：粵海關設關初期，“設置監督，城其主要地也，至今其事，大關、澳門則設防御，其余一大總口，并置委員”。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撤銷海關監督，由巡撫兼官，稅務交與地方官監收，“于錢糧地方均有裨益”。另，清雍正九年四月初五日部文有“惠州府屬海豐一縣，山海交錯，地方遼闊，民屯混雜……相隔遙遠，不能兼顧，請將甲子、捷勝二所裁汰，改設知縣一員，查有東海滘寨地處適中，與碣石、甲子二城遙為犄角，且系慰潮通衢，堪設縣治”等語。

總的來說，烏坎總口的設立，是本地海上商貿日益重要的標志。雍正九年縣治的設置棄內陸河旁的老安陸，而選擇與烏坎總口相隔的坊廓都之東海滘，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雖然內陸螺河的黃金水道仍發揮著重要作用，但與后來居上的海上商貿及運輸相比遜色不少。

古縣遺蹤何處尋

世事滄桑越千年。

唐初安陸縣的遺跡已難找到，僅存的南北兩門及高5米的寨墻，據考是宋以后歷代重修的鄉寨圍墻，并非當時的建縣城墻。

從村北面進入，走過數座新建民房，北門便赫然躍入眼簾。一段約20米長的斷壁殘垣，斑駁黝黑，傳說中的五色石子璀燦身影隱褪在歷史的黑幕里，早就不見蹤影，所有的一切都透出滄桑。城門門框是用石板做成的，寬約1米8，高約2米，底石板早就被幾百年來進進出出的足跡磨光。頂板由幾條石板并列構成，縫隙里鍥著青色泥土磚。青磚系宋時所特有，考古人員據此推斷此門墻系宋時重修。門上有一四方小殘樓，開有一小窗，寫有“普賢樓”字跡。門外的右側有一座小巧的廟宇，里面供著神靈位。村里人告訴筆者說：這神靈原是供在城樓上的，后來城樓年久失修，成了危樓，村民這才把神靈位從樓上搬到門口另建廟宇供奉。廟旁的古榕，枝繁葉茂，據說有幾百年的年齡，透著旺盛和生機，像身著戎裝配著武器威武勇猛的將軍守護著城門。

古寨形狀近似橢圓形，設置有東、西、南、北四個城門。如今東西門已沒了蹤影。與北門直線相距約200多米是南門。南門的建筑風格與北門相似，門內外雜草叢生，更顯破敗，大概很久沒有人在此進出了。

古寨內，排列有序的泥瓦民房，整齊有序。漫步其間，空街寂寥，房門緊鎖。很多人已將房子建在寨外，但仍有人執著地守護著自己的家園。寨內房子整體布局不同于一般農村的民居建筑：一是同列的房子左右墻體是連接共用的，十多座房子連成整體。這種建筑形式常見于舊時的城鎮，在農村是極少見的；二是前后列的房子間隔距離在6米以上，寬闊筆直。有趣的是，村里人說，從古至今村人一直使用“前街、中街、后街”的叫法，這是否緣于唐初的遺風呢?

環珠寨前面緊鄰著一個叫“謝厝前”的小村莊，地勢平坦，村莊的前面是平疇百里的南門町。據考，“謝厝前”唐代時叫營前，是縣役內衙兵勇操練的地方。明末清初，為避戰亂，謝姓舉族從福建移居至此后才改稱“謝厝前”。

環珠寨的東面，有一名叫鋪仔墟的小村落，據考系唐時安陸墟。清朝時民間烏紅旗械斗，陸軍諸鄉屬烏旗，為拒投大安紅旗墟，乃在安陸墟重設集市，設置后改名為鋪仔墟，并一直沿用至今。但附近一帶民間一直沿用安陸墟的傳統叫法。在村東頭的一間小廟里，筆者偶然發現里面掛著一款布條幅，題頭寫有“安陸墟”的字樣，系春節外村獅班來村舞獅所贈送。據陪同采訪的村人介紹，此類情況并非少見，每年的五月大安墟賽龍舟，舉凡有陸豐東海代表隊前來參賽，旗面抬頭大字也必有“安陸縣”字樣，以示對千年古縣城的尊重。

安陸縣城有東、西、南三個外門，西門據說在現今大安墟鎮內的陸靜庵附近，南門大概是在縣城前的南門町處，準確位置不清楚。東西兩門相距約1公里。

村中長者將筆者領至村東頭，指著通往外村的一段緩陂泥土路段介紹說：這就是安陸縣外東門處，原外東門一塊石刻大牌坊就埋在地下，誠如斯言，該石牌坊或能為安陸縣置縣提供有力憑證了。

站在鋪仔墟村東頭向東隔隴眺望，可見一樹木參天綠蔭遮蓋的村莊–那便是傳說中護衛縣城的軍寨。

正午的陽光在樹梢上跳動，鳥兒的鳴叫回響于碧空，寨城外的樹下，村民有的在納涼聊天，有的在修理農具，有的圍在一起擲骰子……眼前的一切，無法讓人聯想起1000多年前這里是軍營的所在。往昔軍營的喧囂與熱鬧，威嚴與神秘，已被質樸淳厚和寧靜安祥所替代。

據說當年軍寨四周筑墻，分設東、西、南三個寨門。在封建時代，只有皇帝居住的地方才能開全四個城門。鄉寨門一般只能開三個，而甚少開東門。否則就是謀反，會受懲治。軍寨系扎軍之地，地位特殊，故才開有東門。

當年固若金湯的寨墻，如今只剩下斷壁殘垣，從墻體殘跡判斷，高度和寬度都要比別處的圍墻高和厚，而且面墻沒有鉚接的痕跡，據推斷有可能當年筑墻時分段由附近村民施工，由于人數眾多，可以連墻夯實，不需分段鉚接。在東寨門的左側，殘存的墻體上，幾株相隔數米的古榕每株足有10多米高，虬枝交錯，如華亭巨蓋，濃蔭蔽日，蓊蓊郁郁。榕樹喜好獨處，而這里的榕樹卻如此近距離接觸，地下盤根錯節，纏綿成一堵樹墻，恰似威猛有加頗有古風的“巡墻將軍”。

據考，現存的東西兩門系明代所重建。寨內邊角雜草叢生。原有一地洞通往寨外，解放后因民宅建設用地需要而被填塞。在軍寨村東北面的新村旁邊，有一處姜姓墓塋遺跡。據說該墓穴原葬當年唐軍隊的籌糧官。由于該糧官系外省人，又無子嗣，加上死于任上，軍隊遂撥出些田畝，將墓地一并托付與西南馬路村姜姓族人代為照管，清明時節掃墓拜祭。上世紀九十年代，姜姓臺胞回陸豐大安尋根訪祖，在大安艷墩村姜姓聚居地旁邊，聯合修建姜氏先祖公墓。葬于軍寨村旁的姜氏籌糧官的骨骸也一并被遷進姜氏祖祠，成了陸豐姜氏大家族的一員。一位曾親歷當時挖掘現場的軍寨村民說，墓穴打開后，只剩幾根骨頭，沒有任何陪葬品，糧官可是個大肥缺，由此可見墓主人生前的清廉。軍寨村東南面有一處近千畝的田壟，名叫“軍田洋”，傳說為當年軍人所開墾。

在大安境內還保留著一處據傳是唐初安陸置縣后朝廷設立的官窯遺址。大安境內高嶺土藏量豐富，是燒制陶瓷器皿的絕好原料，今天在國際上赫赫有名的潮州陶瓷所用材料就從這里運去。當年所燒制瓷器專供宮廷之用，由官員負責監制。為不讓百姓隨意進入而在山的四周筑籬，故被稱為“禁山”，直至上世紀70年代大安中學遷移至此才改地名為“錦山”。

千年古縣猶存疑

分了又合，五年的時間，對于一個縣的歷史來說，實在是太短暫，如同一出剛剛揭幕即又煞了尾的戲。過程的缺失，注定其不會豐滿與完整，而且多半是疑點重重。

千年古縣仍留給后人諸多疑問：

一是建置五年的安陸縣是否存在過機構運作。存疑者的理據主要在于針對史料的空白。如《陸豐縣志》、《海豐縣志》、《惠州通史》等對此沒有片言只語的記載。也沒有留下任何實物佐證。其實，從歷史上分析，廣東古時為南蠻之地，相對于中原文化的燦爛輝煌，經濟文化處于落后地位。東晉咸和六年(公元331年)才置海豐縣。海陸豐文化的發展始于宋元之際明清之初兩次大規模移民所帶來的中原文化產生的影響。從現存資料看，海陸豐歷史的文字記載最多只能上溯至北宋，唐以上則是空白。至于遺物保存，往事越千年，在戰亂頻繁的國度里，又能遺存下什么呢?

二是關于安陸縣管轄范圍有兩種說法：其一認為安陸縣其時管轄有現今的海豐、城區、陸豐、陸河、惠來、揭西等地；其二認為安陸縣僅管轄現今的陸豐、陸河全境及惠來、揭西、普寧的各一部分。兩種看法的不同來自對當時海豐縣管轄范圍，尤其是所謂的東、西部范圍的不同界定。

三是安陸縣治范圍主要生活著哪些人。安陸縣遺址環珠寨長期以來一直是向姓聚居地，于是有人據此將向姓認定為是當年置縣就生活在那里的人群。據考證，寨內向氏是明中期才從福建移至此的，迄今也只有500多年的歷史(有一說是向氏族系在南洋生活的福建僑民，返鄉碰上戰亂，遂輾轉海路到環珠寨定居)。置居時間可以從兩處建筑找到佐證：一是寨內的向氏宗祠；二是寨前所建孚濟宮媽祖廟。兩處建筑均成于同一時間，至今保存完好，在孚濟宮的石柱上刻建筑年號。據考，史志對安陸置縣時的“原”住民”有過“大安四里”之類字句的記載。“里”者“鄉”也，但系哪些人卻未詳。從地方民俗來看，今仍保留在大安鎮的“八獸舞”(虎、象、獅、麒麟、鹿、馬、青牛、綿羊的造型舞蹈)，據考是在唐代開始出現的。這又能為研究安陸建置提供什么？有待進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