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三十六證”年代

凌弘

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我們國家在計劃經濟時期，曾有過購用食品、副食品、日常用品需要票（證）的年代，人們常說是“三十六證”年代，以形容票證之多，簡言之是：物資緊缺年代。

回首當年，1953年，我們國家學習蘇聯的經驗，說糧食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規定私人不得經營糧食購銷業務，由國營糧食部門統一經營糧食購銷業務，對農民生產的糧食實行定口糧，定收購任務；對城鎮工人、干部、居民等，實行糧食定量供應，每人月供應大米少則如小孩10至15斤，多則如重體力勞動者45斤不等。陸豐各機關、學校工作人員率先執行糧食定量供應，起初，原則上以每人天0.75市兩至0.875市兩逐月分配供應。1954年12月15日，陸豐各墟鎮非農業人口開始全面實施憑證購糧，由縣糧食局印發“陸豐縣固定人口購糧證明”（后改用糧薄），在縣內定點供應。1955年全縣農業人口人均月口糧（原糧、主雜糧）15公斤,城鎮人口人均月供糧（大米）19市斤。實行定量供應糧食后，機關干部下鄉使用“臨時飯票”，“臨時飯票”限縣內流通使用。流動人口初時飲食業未收糧票，以后因糧食緊張，飲食業也要收糧票。于是，1955年10月，國家統一印發了“流通糧票”，分全國、省兩級兩類糧票，面額有一兩、半斤、一斤、五斤、十斤五種，這就是三十六證中的第一證（票）。

1954年9月15日，國家宣布實行“棉布統購統銷”政策，城鄉居民用布均實行計劃供應，人們購衣服要交布票。從而，國家統一印發布票，面額分一寸、五寸、一尺、五尺、一丈等幾種，這就是三十六證中的第二證（票）。1955年，縣政府內設棉布統購統銷辦公室，負責布證的發放工作。陸豐第一次發放的布證定量是：國家干部每人年定量36市尺（折合12米），城鎮居民年定量30市尺（折合10米），農業人口年定量24市尺（折合8米）。其后，由于棉布供應緊缺，布證定量減少。

在糧食實行統購統銷后，1954年，食油正式列為國家統購統銷商品。是年6月，全縣油脂加工業收歸油脂公司統一管理。1957年，撤銷油脂公司，并入縣糧食局。同年印發了食用油票，憑證購油。

大躍進時期，豬肉供應緊張，便開始實行豬肉供應證（票）。接著 ， 食糖供應緊張，又實行食糖供應證（票）。后來，因為海產品出口多了，供應也緊張了，便有了魚類供應證。期間，糧（按工種、年齡定量不等）、布（每人年一丈二尺），油（每人月由一斤降到四兩）、肉（每人月由三斤降到一斤）、糖（每人月由一斤降到四兩）、魚（每人月由三斤降為半斤），這六項，是按人定量發票的，購買時常常排長龍，十分麻煩。

此外，因為副食品、日用品全面供不應求，從而先后便有了所謂“按需批條供應”的化肥證、磷肥證、雞票、蛋票、香煙票、肥皂票、火柴票、膠鞋票、人字拖鞋票、煤炭票、煤油票、汽油票、木材票……，并出現許多“走后門、批條子”供應的。如自行車、洋參、高麗參、海馬、冬蟲草，甚至有米糠、米碎、綠豆、花生餅麩肥、油茶餅麩等等，五花八門的供應票證或批條子供應。

總的來說，物資緊張大概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60年前后三四年：第二階段是七十年代十年左右。

因為大躍進、人民公社辦公共食堂，一來因浮夸風吹大炮，放“糧食衛星”，說水稻畝產達到幾萬斤、十幾萬斤，錯估形勢，全面“放開肚皮吃飯”，大大吃了過頭糧；二者因自然災害，糧食大減產，加上實行“左”的政策，取消自留地，不準農戶私自養豬、養三鳥（雞鵝鴨）等，副食品大大減少。因而出現主食品和副食品十分緊張。據我所知，陸豐河田公社（現陸河縣河田鎮）黃沙坑村，當時死母豬肉，每斤賣13元。

記得1959年，陸豐曾有一段機關干部糧食（大米）定量每人月才15斤。那時，許多人吃不飽，甚至出現水腫病、“非正常死亡”。據悉，縣委副書記王克敬，下鄉到古寨大隊與農民“三同”，因吃不飽患了水腫病；縣委委員、糧食局長吳文榮，下鄉到河田河東大隊與農民“三同”，也因吃不飽患了水腫病。可見，當時黨的干部是多么自覺執行政策，遵守紀律，不搞特殊化的呀！還記得，當年有位副部長事先知道買內衣要收布票的公文，而私自先到商店購了兩件內衣自用，因而受到黨紀處分，也可見，當年黨的紀律是多么嚴明啊！

同時，因為副食品緊張，也出現一些笑話。因為當時對病號可予照顧，有凡患肺病每月可照顧二斤肉票、患肝病每月可照顧二斤白糖證等規定。據悉，有位教師自稱胸痛，擅自在背部貼了一塊膏藥，希望醫生在照X光檢查時，胸部呈現陰影，而以患肺病給予證明，以得到照顧二斤肉票，事發后成了大笑話；也有的機關干部，自稱肝部疼痛難堪，希望醫生證明他患了肝病，以得到二斤白糖供應證，因騙不了醫生，而損了名聲。

后來，廣大農村停辦公共食堂，又采取實行恢復自留地，鼓勵開荒種植五邊地，允許副食品開放自由市場等措施，經過三四年調整恢復，從1964年開始，副食品生產多了，形勢便開始好轉。廣汕公路上，經過陸豐縣城的司機、乘客，常在陸城停下來，采購副食品回去，陸豐成了副食品市場形勢大好的地方。

然而，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大力批判“三自一包”的資本主義路線，廣泛搞減少或收回自留地，不準私人開荒，規定農戶養雞不準超過五只、鴨鵝不準超過三只，禁止開放自由市場，還搞什么“割資本主義尾巴”，使副食品生產大大減少，加上農業集體生產又搞不好，大概從1970年開始至改革開放前夕，物資緊張得很，而且延續十年左右，群眾苦不堪言。據悉，有個懷孕的婦女，排隊買魚，站了半天，憑魚證才買到三斤巴浪魚，回到家就昏倒了，差點流產。

由于物資緊缺，樣樣要憑票證供應，定量又很少，所以，就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走后門、搞特殊化現象；也有你有權批豬肉，我有權批香煙之類的“以證換證”或偷賣票證、販賣票證等歪門邪道出現。常聽人們天真地說：一個人要生四個孩子才成，其中一個在糧食部門、一個在食品部門、一個在水產部門、一個在紗布部門，方可不愁吃穿用。

改革開放后，實行了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糧食生產上去了，農副產品發展了，廣大農民已解決了溫飽大問題，輕、重工業發展快速，商品品種齊全，出現了物資豐富，流通快捷，市場繁榮，要買什么，應有盡有的大好形勢，這樣就徹底告別了“三十六證”年代。現在，我們在黨的領導下，正朝著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目標前進！